文|孙小婷
7月12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具体涉及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等内容。
显然，户籍改革的脚步在加快。自2014年提出要“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2019年提出“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到2021年明确“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再到今年的《方案》，将地位特殊的特大超大城市也纳入户籍制度改革的范围，体现了稳步放宽落户的趋势。
常年来，“户口”都是舆论场的热门话题，因为它不仅仅是“属地管理”实践，更附着了医疗、教育等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资源。因而长期以来，在户籍改革由理想照进现实的过程中，也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牵绊，高昂成本便是不少城市最大的顾虑。
有学者算了笔账，接收“新市民”意味着，不仅给予其市民身份，更是承担落户后随迁子女教育经费投入、医疗保障补贴、养老保险补贴、保障性住房支出、社会救济补助、城市管理费用（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等部分。城市财政能否负担这部分成本，成为城市管理者对待外来人口的重要考量因素。
然而，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本是一道数学题么？显然，按人头估算城市公共服务成本，是仍然以线性思维处理复杂问题，有可能高估了新市民涌入的边际成本。以上海为例，户籍常住人口1457.44万人，外来常住人口1031.99万人，这种“人户分离”现象在全国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城市的医疗、交通、保障性住房等经费投入显然已经相当程度适应了常住人口规模。
同时，管理的思维也在转变。“大城市病”的问题更多需要在城市智慧化、精细化治理上下功夫。近年来，伴随“复杂性科学”从物理、数学、生物等科学领域向经济、社会、管理等社会科学领域渗透，人们发现哪怕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能够找到方法进行系统性处理。社会学著作《规模》一书的作者指出“一座拥有1000万人口的城市与两个各自拥有500万人口的城市相比，需要的基础设施数量要少15%，这便带来了材料和能源的巨大节约。”规模不一定带来无序，反倒可能提升效率。近年来各地在探索建设的“数字城市”“智慧城市”，也是这一管理方式的体现。
在此背景下，取消户籍制度体现了一种城市成本思维的转变，不再简单地把人口带来的相应公共服务开支作为成本，而是能够将人才视为“资本”，认识到人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而放弃人才带来的“收益”，才是城市真正付出的高昂代价。
图源：新京报资料图
当然这一思维的转变，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城市管理的技术性问题，或者关于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日益增加的现实性问题，更关键的是，它关乎长期以来改革所涉及的本质问题，是要能通过改革真正带来人力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高效配置，是诉诸对人的判断力、进取心和能动性的认同，和对身份平等、发展机会均等、公共服务均等的共识，这也是坚持户籍制度改革这一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核心。
只有在这一思维之下，各城市才能真心实意地接纳“新市民”，而非将户口作为吸引人才的筹码，也才能让“新市民”真正助力城市发展，带来活力、创造力、消费力的提升，实现城市与人才的共建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