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2020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评分办法》正式发布，一石激起千重浪。
办法明确，将之前“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试点，探索建立对本科阶段为国内高水平大学的应届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落户”的政策，范围扩大至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按照《办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应届硕士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落户。
上海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毕业生落户试点的基础上，再开放当地4所名牌大学毕业生落户，意味着近几年一线城市人口控制“打开了一扇窗”，将对国内城市吸引人口和人才流动带来大的影响。
2016年1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全面放开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留学归国人员等落户限制。”城市人口规模差别化调控的信号由此开启。2017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出台，要求将常住人口总量长期控制在2300万；2018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出台，要求将常住人口总量长期控制在2500万左右。
在这一背景下，北京、上海两个一线城市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而一些省会城市则迎来了吸引人口的“黄金期”。2017年，武汉推出“百万校友资智回汉”计划，打响了“人才争夺战”的第一枪。随后，2017年3月1日，西安市实施“史上最宽松”的户籍准入新政，2019年西安的城区人口总规模达到了586.61万人，成功晋级特大城市行列。
此后，天津、石家庄、杭州，包括山东的济南、青岛等城市纷纷推出了宽松的人口落户政策。如，今年4月30日，济南出台《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人才集聚的若干措施》，对有在济南从业、居住意愿的外地人员，全面取消在城区、镇区落户迁入条件限制，济南成为今年继沈阳和南昌之后全国第3个“零门槛”落户省会。
本次，上海开放4所名牌大学生毕业落户，并非意味着上海“将常住人口总量长期控制在2500万左右”的目标发生变动，而是释放出一种新信号。
众所周知，作为超级大城市，北京和上海的户口“含金量”很高，背后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文化资源和更多就业机会，本次上海增加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所大学的毕业生落户，每所大学的本科和研究生数量大约在2万到4万不等，相当于增加了10多万人的“允许落户人口”，这些人口主要特征有两个：一是年轻，二是高端。
“年轻”和“高端”，正是上海和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最急需的。上海和北京的发展领先全国其他城市一筹，其“老龄化”也领先于其他城市。以上海为例，2016年7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6年上海社会发展报告》预测，2020年上海常住人口总抚养比将超过50％，上海人口红利将消失，这正是上海要放开“年轻”大学生落户的重要原因。
记者观察分析，上海放开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个大学的毕业生落户，将带来如下影响：
一是在北京户籍政策没有松动的情况下，将吸引更多的高考尖子生向上海和长三角集中。
上海在一线城市中率先推出名校生落户政策，打破落户阻碍，将会增加对全国高考尖子生的吸引力。
二是将推高上海名牌高校的录取分数线，有利于上海名牌高校和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线城市的高校录取分数线本来就高，上海四所名校毕业生可以解决上海户口，一边吸引尖子生向四所名校聚集，一边势必推高上海名校在各地的录取分数线，有利于上海名校吸引更多人才，有利于上海名牌高校和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是将对北京和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吸引人才方式产生“催逼”效应。
从定位来说，北京作为首都，要建设成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同样需要高端年轻人才的支撑，因此，上海的名校落户政策，将对北京等一线城市产生“催逼效应”，北京等一线城市今后也可能出台类似政策。
四是将增加二线省会城市和沿海城市吸引人才的难度，二线城市将从“抢人才”更多地转向“抢人口”。
现在，国内石家庄、西安、沈阳、南昌、济南等省会城市，基本采取了“零门槛”或接近“零门槛”的落户政策，“零门槛”意味着国内区域中心城市已经从“争夺人才”转向“争夺人口”。上海实行名校毕业生落户政策，瞄准高端的年轻人才，属于人才“掐尖”行为，这将使二线城市吸引人才的难度增加。
从国际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聚集的规律和趋势来看，第一个阶段是人口从农村到城市，城市人口普涨；第二个阶段是人口从农村和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迁移聚集，一二线都市圈人口继续增加，年轻的移民增加城市活力，而非都市圈的三四线城市会出现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老龄化加重。这也就意味着，大城市吸引人口和人才天然优势大，仅仅打开一扇窗口就可能取得中小城市努力很多年也达不到的效果，今后二线城市在吸引人才政策方面可能需要做出更多努力。
（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周学泽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