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让世界各国始料未及，本就饱受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影响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在疫情时期愈发扑朔迷离。受疫情影响，各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一系列管制措施，包括边境管控、航班缩减、暂停签证业务、限制非必要跨境流动等，全球人才流动的规模和频率大幅下降，以跨境流动为主要特点的留学发展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值得庆幸的是，疫情并没有彻底阻断国际交往，曾经侧重线下互联的世界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转型为以线上互联为主的模式，留学也转为在线学习。但实际情况仍不容乐观，碍于世界各国抗疫方式和疫苗接种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全球疫情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仍难以彻底遏制，而这种长期的影响可能会更加深刻地抑制未来一段时期内学生选择出国留学的意愿与积极性。留学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正在经历重要挑战，如何积极应对甚至求变，将可能展开教育史上的一段新历程。
大变局下全球留学发展面临挑战
事实上，疫情前的全球留学发展就已经出现变局端倪，主要留学目的地国已逐步拓展并呈现更加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统计数据，2019-2020学年，全球十大留学目的地国接受高等教育国际学生总数达560万人，较1999-2000学年的160万国际学生人数增长了2.5倍。从留学目的地国的国别数据来看，虽然美英以深厚的基础优势继续占据留学目的地国榜单前两位，但赴美英的留学人数占全球比例正逐渐下滑，并陷入负增长的发展窘境。这与美英两国的政策变化联系紧密：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理念，陆续出台多项收紧留学、移民和工作签证的政策，显著降低了包括中国和印度等主要生源国赴美留学的期望值；英国脱欧，特别是脱欧后的留学费用、工作签证和移民体系的对接，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欧盟青年赴英留学的积极性。虽然逆全球化影响了对留学目的地国家的选择，但因为留学需求总体稳定且意义长远，在相关政策环境不友好的情况下，国际学生会寻求具有更开放政策的替代国家和地区进行深造和发展。
为了应对留学和相关产业发展所面临的政策挑战，2020年12月3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布林格和其他高等教育界人士公开致信拜登，希望他能够在正式就职后废除旅行禁令，加速非移民签证申请流程，增加签证有效时长，加强和扩大H-1B签证和OPT（OptionalPracticalTraining，即专业实习）项目，全面改革移民体系，并停止对中国及华裔学生的偏见，以挽救美国高等教育。拜登的竞选政策纲领中就包括“确保我们作为移民国家价值观的计划”的内容，并在多个场合表示将增加永久性、以就业为基础的移民签证数量。但拜登政府对留学和移民政策如何进行具体调整，调整力度有多大，仍有待进一步观察。鲍里斯·约翰逊就任英国首相后，对特雷莎·梅时期推行的限制留学、工作及移民的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称将为留学生提供最好的学生签证待遇，以期通过相关新政的推行，助力英国扭转在吸引留学生及海外专业技术型人才方面的颓势。
疫情为大变局增加更多不确定性
疫情暴发后，世界各国相继出台一系列出入境管控和签证收紧政策，限制了国际学生及教育工作者的全球流动，留学和相关产业发展雪上加霜。国际大学协会（IAU）2020年5月发布的报告数据显示，有89%的受访高等教育机构表示疫情对国际学生流动造成了影响。不少即将返校和入学的留学生为了继续学业不得不辗转多个国家，有的甚至不得不选择延迟入学或毕业。国际学生流动受限也给各个国家高校及与留学相关的产业带来严峻的财政危机，特别是国际学生数量的减少，给本来就存在财政危机的学校带来致命打击，学校需要通过裁员等措施来削减开支，更甚者濒临破产。受疫情影响，美国多所高校收入大幅减少。截至2020年3月，美国USNews排名前25的高校中，至少有23所发布了关于疫情期间财政问题的公告，并公布缩减开支的相关政策。美国教育委员会（ACE）政府关系和公共事务高级副总裁特里·哈特尔表示，在2020年春季学期短短几个月内，美国全境高校收入减少了80亿美元。与此同时，英国大学与学院工会引用的报告也显示，由于新学年国际新生人数预计减少一半，预计损失超过20亿英镑。英国官方估计，疫情给英国高等教育带来的损失将高达190亿英镑。
中国继续保持全球最大留学生生源国地位，中国学生或将成为全球留学和相关产业恢复发展的救命稻草而受到世界主要留学国家的争抢。教育部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70.35万人，同比增长6.25%。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ProjectAtlas2019》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持续成为日本、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英国和德国的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持续蔓延，虽然给我国学生选择出国留学带来一定消极影响，但我国学生对于国际化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出国留学仍是其重要的发展方向，只是会在疫情期间有所延迟。2020年5月，QS发布《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全球留学生》白皮书，其中的统计数据显示，96%的受访中国留学生表示，疫情不会中断其留学计划。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出台《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重申出国留学仍将是我国培养现代化人才的重要渠道，要克服疫情影响，拓展出国留学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关系紧张、全球疫情蔓延以及民族主义兴起等，也改变了中国家长对美国及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固有看法，更多家长将重新权衡送子女赴外留学的选择。
受疫情和国际形势影响，中外合作办学中的“在地留学”正在成为新的替代选择。疫情期间，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基于良好合作关系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中方院校，成为本应在海外合作院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开展线上和线下学习的重要载体，例如纽约大学的3000名中国留学生可在上海纽约大学开展学习。截至2020年底，全国经审批机关批准且在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共计2332个，合作对象涉及36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所外方高校。为改变人才引进模式，提升人才自我供给能力，部分省区市积极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如深圳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2014年深圳市政府与清华大学、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合作创办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2016年，由深圳市政府、北京理工大学和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合作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获教育部批准正式设立；另据报道，北京大学与剑桥大学拟在深圳联合办学，以培养国际化创新型人才。海南也加快促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发展。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其中包括“支持境外一流高校到海南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试点境外工科大学、职业院校在海南独立办学，探索境外高水平企业在海南独资办学”“支持海南设立独立法人的医学健康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等，将全力以赴支持海南建设成为国际创新教育岛。而《意见》也指出，将适当放宽中外合作办学模式限制，继续采取通过出国留学渠道培养人才等一系列促进我国中外合作办学事业发展的意见措施。中外合作办学可能迎来新的更大发展机遇。
海归人才持续助力中国参与全球化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各类留学人员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许多人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才和中坚力量。据统计，中国科学院81%的院士有留学经历，其中，2015年在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医学部新当选院士中，海归比例超过83%，中国科学院化学部新当选院士中，海归比例更是达到100%。在科技部发布的《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中，当年入选榜单的中国独角兽企业共有164家，其中，由海归创办或管理的企业占比超过60%。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上百家中国企业中，80%由留学人员创办和管理。此外，海归还在推动跨国公司本土化、推动中国传统产业升级、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教育部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人数达58.03万人，较2018年增加6.09万人，同比增长11.73%，留学回国人员增速显著提升，较2018年增长2.9个百分点。1978年至2019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人数为656.06万人，490.44万人已完成学业，423.17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6.28%。
随着海归群体不断扩大，海归就业发展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根据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2019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数据，94%的受访海归表示能够在毕业6个月内找到工作，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11%的受访海归表示在回国前已经找到工作；36%的受访海归能够在回国1个月内或1-3个月内找到工作。在海归发展优势方面，“具有国际视野”取代“语言沟通能力强”成为其在国内发展的主要优势，选择比例从2018年的59%上升至2019年的68%；“不了解国内的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仍被其视为最主要的劣势，但相较2018年的59%已大幅下降至23%。城市选择方面，受访海归在选择回国发展城市时考虑的3个最重要因素为“经济发展快”“国际化程度高”和“具有多元文化，包容性强”，选择比例分别占到55%、43%和38%。值得注意的是，“家乡”对于受访海归的吸引力显著提升，同比增长21个百分点。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及各级城市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可供海归选择的城市增多，加之对家乡具有更深厚的情感基础，更多受访海归表示愿意回家发展。但从大数据来看，北京、上海、深圳仍然是吸引海归发展的主要城市。从海归户籍地数据来看，户籍地为北京、上海、深圳的海归人才占比较高，分别为9.91%、6.27%和4.55%；从海归现居住地数据来看，回国后选择在北京、上海、深圳发展的海归占比分别为19.67%、13.06%和7.24%，分别吸引9.76%、6.79%和2.69%的海归增量，而这些增量均来自其他户籍城市；从海归期望工作地来看，这一现象在北京和上海更加明显，还将有2.98%和2.82%的海归计划去往两地工作，海归吸引力进一步显现。
新一代海归的创业热情在广阔市场前景与国内双创政策的驱动下也日益高涨。追求个人价值、创造社会效应越来越成为成熟型海归人才携带技术及经验回国“归零”、重新开始的核心驱动力。在近年来的历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多位新一代海归创业者将“价值创造”作为其创业分享的重要内容。而巨大市场前景与创业政策环境的不断优化则成为海归创业的重要助推器。2018年、2019年的《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均显示，约有40%的海归因为“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好”而选择回国发展。
开放与合作是大变局下的“破局之道”
首先，出国留学仍然是我国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渠道，未来留学目的地国可以有更多选择。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仍面临由追赶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的转型升级，留学仍然是学习先进知识、培养国际化视野、理解国际规则的主要方式，是我国培养更多国际化人才的重要渠道。因此，有出国留学计划的高校学生，可以在自身能力、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保持出国留学这一选项，不要因为疫情及个别国家日益收紧的留学与移民政策而受到干扰。与此同时，由于疫情影响，国内或区域内申请欧美高校的竞争压力更多地存在于顶尖高校，而更多中等偏上的高校在竞争压力上可能会较以往有所降低，且会在特殊时期向国际学生倾斜。而相关部门也可以通过调整政策措施，鼓励中国学生前往更多留学目的地国，如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学习，通过教育合作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的了解与互信。
其次，可以从服务贸易和全球人才培养角度诠释中国留学生对世界发展的作用，鼓励加强中外教育领域的民间合作与交流。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为美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直接或间接作用，包括直接的学费收入，以及餐饮、住宿、消费和旅游等方面的间接收入，同时也包括工作岗位的增加。而对于“OPT让中国留学生抢了美国人工作”的言论，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OPT政策总体还是有利于美国就业市场，若取消现有的OPT政策，那么到2028年，美国将多增加0.15个百分点的失业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报告显示，在美国就读STEM专业的博士生中有90%在毕业后10年依旧在美国工作。美国保尔森基金会（PaulsonInstitute）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人才追踪》报告显示，在对入选NeurIPS2019的论文及其作者资料进行详细统计分析后发现，29%的美国顶尖AI科学家来自中国，为美国顶尖AI研究者的第一大来源。在中国读本科的顶级AI研究者中，只有34%目前在中国发展，而近56%前往美国继续深造；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AI研究者中，88%会选择留在美国工作，为美国科技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实际上为美国乃至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一些国家对中国留学生的无端指责甚至诬陷，并不契合其国家发展的实际利益需要。教育领域是人类文明传承和发展的重要领域，我国教育体系可以站在更高的价值角度，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教育领域开展更多层面的深入交流，共同为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培养国际化人才。
再次，建议进一步加大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支持力度，在创新试验区吸引更多世界著名高校建立分校。加大力度支持中外合作办学和国际学校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不但能够在短期内减少疫情和主要留学目的地国收紧留学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可以让更多学生在本土就能够学到国际先进的理念、知识和技术，降低留学成本。更重要的是，通过吸引世界名校来华办学，能够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国际化建设和教育教学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与此同时，在疫情期间，可探索推进借读、学分互认、插班等形式，使高校间建立起资格互认机制，对接国际教育体制机制，拓展出国留学空间。同时可借机通过多边机制，推动教育全球化发展的共识与标准，逐步建立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教育体制下的互认机制，打通因为教育体制机制不同而存在的学习壁垒，探索形成全球主要教育体制间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对接机制，打造人类教育发展共同体。
最后，海外疫情不容乐观，应为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发展提供更多支持。一是细化引进政策。区域政策制定者应进一步细化本区域的人才政策，专门出台为海归人才量身定制的政策。从目前人才政策的发展情况来看，除一线城市和部分新一线城市以外，其他城市针对海归人才设立专门引进政策的情况并不多。可以理解的是，受到区域发展情况的影响，各区域人才政策的起点略有不同，人才政策的针对性强度也有所差别。但从人才政策的整体设计来看，仍需做到政策细化，才能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发现具体问题，进而不断改进、完善和优化政策体系。二是创新对接机制。海归群体中应届毕业生的比例较高，但在求职过程中因为缺乏相应的招聘政策支持，没有形成广泛的专场招聘活动对接机制，海归群体不得不通过招聘网站或APP投递简历，参与更加广泛的社会招聘，因为竞争群体的扩大，海归就业竞争压力也相对增加，需要建立新的更加广泛的海归招聘活动机制。三是配套环境优化。海归选择发展城市的关注重点包括发展环境是否具有多样化和包容性的国际元素，就业市场对于海归的认可是否更加广泛，就业环境是否能够满足国际化人才持续发展的需求等。目前来看，一线城市和部分新一线城市已经形成相对明显的国际化发展环境，未来也会有更多区域形成国际文化的集聚地。（文|李庆作者系全球化智库[CCG]人才研究总监）
来源：神州学人（2021年第5期）
作者：李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