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院受理案件再审申请的通知书。图/新京报网
近日，被称为“国内未婚生育申领生育保险金第一案”的官司，有了新的转机——上海市高院受理了此案的再审申请。
2016年，女子张萌意外怀孕，当时她刚跟男友分手，但是决意生下孩子。2017年，张萌向上海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申领生育保险待遇时，因之前未能提供配偶身份信息和婚姻证明而没有办理《计划生育证明》，所以无法申请到生育保险。之后，她提起行政诉讼，但一、二审均败诉。
客观说，按照《上海市城镇生育保险办法》等当地规章，只有“属于计划内生育”才能享受生育保险。上海市的相关街道、社保部门不对未婚母亲发放生育保险，于法有据，算不上行政违法。中国是成文法国家，在左边法律右边和行政法规未修订的情况下，法院很难进行“突破性”判决，这也是张萌一审、二审败诉的主要原因。
但在这起个案中，常识、人情和目前法条之间的龃龉也很明显，就连法官也侧面表达了对张萌的善意：一审法官明确在判决书上写明，这个官司具有“可诉性”；二审法官则联系张萌，希望能在法庭外帮助其解决申领问题。
▲张萌与儿子一同出游。图/新京报网
而此番对于张萌的再审请求，如果没有足够的依据，法院完全可以拒绝受理，所以张萌本人也没抱太多期望----她只有一二成的把握。但上海高院顺利受理再审申请，这也释放了积极的信号。
《上海市城镇生育保险办法》诞生于2001年，但这些年，中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一场“三十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人口红利的锐减、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人口政策也从“管理”，逐步转向为生育“服务”。这也需要职能部门完成角色的切换，也需要相关政策能完成调整，形成合力，避免制度惯性、政策修订不及时形成的掣肘。
比如，对于未婚生育的落户问题，国家层面就已有了成熟的解决方案，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初发布的《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对于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监护人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等文件，按照随父随母落户自愿的政策，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这份政策善意，完全可以延续到生育保险发放上。生育保险是上世纪90年代由劳动部门推动的，其制度设计初衷是“为了维护企业女职工的合法权益，保障她们在生育期间得到必要的经济补偿和医疗保健”，与人口管理的关系并不大，而是一项针对女性职工生育的福利。只是后来在执行过程中，这一纯福利被添加了不少人口“管理”责任。
如今，人口“管理”本已松绑，捆绑于其中的相关政策、福利也有必要回归设计初衷。而通过这起案件的“再审”，也可以对生育保险的“底层逻辑”进行再梳理。虽然生育保险给付的标的不算高，但这代表了政策的指向和个体的权利保障。这次，上海高院受理再审请求，既是对个案的再度审视，也是对相关政策的重新考量。在此也期待，这次再审能撬动更广范围的生育保险变革，让那些未婚妈妈也能享受到政策关怀与制度保障的照拂。
□徐明轩（左边法律右边工作者）
编辑孟然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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