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时，30多万人决定落户天津。96小时之内的4次政策调整，让他们经历了从满怀希望到彷徨不甘。5月16日，天津市公布了宽松的“海河英才”落户政策，不要求工作、住房、社保，40岁以下的本科生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填表在这座全国一本录取率第1的城市落户。一天之内，“天津公安”官方应用一度冲到了AppStore免费排行榜榜首，随后服务器陷入瘫痪。之后两天里，天津市政府连续发布4条修订政策，规定外地有工作人员不得户口空挂，需要调档才能继续申请。空挂落户指标被黄牛炒到了4万一个。不难理解天津市政府的匆忙。从今年3月开始，已经有13个二线城市发布宽松的新政策，吸引人过去落户。西安过去一年内5次放宽政策，最后把流程简化到手机扫码申请、快递直接送户籍卡上门。今年一季度西安抢到了24万人落户，差不多是去年一整年的数字。这力度已经被编成了段子：西安站转车，警察问：“是西安人吗？”“不是。”“什么学历？哪年毕业？”“本科学历，今年毕业。”“带回派出所，按学历落户，火车票报销。”武汉更是喊出“5年留住百万大学生”，首创大学生落户租房买房打八折的政策，2017年抢来14.2万大学生落户，是前一年的6倍。
不同于按千万人口规划的北京、上海，常住人口只有800多万的西安半年不到拉来50万户家庭，带来的利与弊已经引发了较多的争议。“人口短期内急剧涌入，超过城市的承载力，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生活保障等公共服务都会出现短缺的问题。”这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蓝志勇在接受采访时强调的。但年轻人来了以后，教育资源、基础设施问题还需要一些时间才会暴露出来。更先反应过来的是房价。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显示：今年4月份西安房价同比上涨11.2%；早早发布落户新政的成都2017年二手房价格上涨超过70%，居全国第一。今年五一期间，住建部因为房价上涨过快密集约谈了包括西安、成都在内的12座城市。在我们的统计中，这其中有10座城市都在过去一年内都发布了人才新政，大学生可以直接落户的那种。在中国，户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教育、医疗、社保等资源都跟户籍挂钩或优先本地户籍居民，过去几年内，一纸户口更是变成压低地产投资热最重要的手段。但随着这一轮二线城市密集发布人才新政，这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人才新政”从2016年年底开始，今年前5个月就有14座城市跟进北上广深以外的二线城市此前对于落户都有明确的规定，工作年限、积分制度通常是基本的门槛。比如天津从2013年公布积分落户制，分数包括交满一年社保可以积累12分等要求，最终按照累计的分数从高到低选取落户人数。南京则在2014年要求本科生工作满一年，专科生满两年后才可申请落户。最早开放大学生直接落户门槛的城市是已经迈入一线的深圳。在2016年12月，深圳印发《人才引进实施办法》，规定年龄在35岁以下，学历在专科以上的人员可以申请人才落户。三个月后，二线城市中西安、福州、成都相继跟进了本科生先落户后就业的人才新政，一年之内12座二线城市对外公布了放宽人才落户门槛的相关政策，平均每一个月就有一座城市开始抢人。
进入2018年，人才新政发布的频率开始密集起来。从3月开始，两个月内连续有合肥、长春、南京、石家庄、天津、沈阳、呼和浩特等11座城市密集发布人才新政，无一例外用落户来吸引大学生。甚至沈阳、呼和浩特、南昌进一步放宽到中专学历就可以落户了。密集的人才政策显示了这些城市对于抢不到人的焦虑。毕竟从去年就公布人才新政的城市早已展开了宣传，也实实在在收获了大量落户人口。今年过年的时候，成都一路把抢人的广告打到了武汉、杭州的地铁站中。光看照片，地铁里遍布的“成都·许你一个美好未来”广告牌让你看不出这到底是杭州还是成都。
我们统计了所有二线城市政府在过去发布的人才新政情况，31个二线城市里30座城市过去两年内都发布了人才新政，其中25座城市放宽了大学生落户的门槛要求。仅剩的重庆，市政协也在最近表示正在研究吸引人才落户的相关政策。只要年轻就可以，地方政府开始用补贴抢人用人才发展新兴产业是二线城市们常喊出的口号。南昌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引进培育顶尖人才和领军人才。武汉要打造“大学生最友好城市”，倒逼产业升级。发展新兴产业意味着要吸引特定专业的人才。像北京、上海等年轻人挤破头的城市对落户的人就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北京3月发布的《优化人才服务措施》表示，月收入超过7万的程序员才可以直接落户。上海今年的聚英新政将为全球外籍顶尖人才提供永久居留身份证。产业升级的背后是制造业增长缓缓的现状。这几年，二线城市一直在进行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但从西安、武汉、成都这三座城市的不同产业GDP产值的对比可以看出。中国二线城市的第三产业比例还是远远比不上北京这类的一线城市。
吸引产业相关的本科生的确是加速升级产业结构的方法。一方面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可以吸引在北上广一线城市的大企业来二线城市设立分部，另一方面也能解决当地企业的招人困难。这是拉来人才显而易见的好处。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利军之前接受采访时就直接感慨，“人才欠缺已经严重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我们不缺业务，缺的是人。”通过人才引进招来了博士创业，结果手下没有能干活的人，这一度是各地人才办主任们脸上挂不住的尴尬。但从实际的操作来看，二线城市们在这一轮新政中反而都并没有按第三产业的范围针对落户大学生的专业进行限制。门槛变成了只要是本科学历和40岁以下就可以。比起产业升级，二线城市这一次显然更关心的是能不能抢到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们。让大学生“先落户后就业”成为了这一波人才新政最核心的政策。根据统计：西安、天津、武汉、长沙、海口、呼和浩特、南昌、沈阳、郑州、石家庄、南京、福州、成都、大连、哈尔滨、青岛、太原、济南、合肥、昆明、南宁、宁波、青岛、乌鲁木齐、银川、长春，这26座城市的人才政策放低了学历落户门槛。其中福州、海口、呼和浩特、南昌、沈阳、西安、郑州的标准甚至放宽到中专学历就可以落户。
二线城市人才新政中对于个人的细分政策不论专业，只要有基本学历就可以落户的政策看不出二线城市对于用人才升级产业结构的认真。而二线城市里只有6座城市选择招揽高级人才。杭州、兰州、厦门、乌鲁木齐、重庆、银川因为自身城市的发展计划，并未放宽门槛，而是选择吸引高端以及对应的行业的技术人才。杭州从2015年就一直在发布人才政策，毕业生只要在杭州缴纳1年社保就可以落户。较早的人才规划也带来了好处，2017年《大学生就业流向报告》中的数据显示：除了北上广，二线城市里，杭州仅次于成都市是大学生毕业后前五愿意去的城市之一。不难发现，与以往各地对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长江学者、国家杰青等高端人才的争夺不同，这轮“抢人大战”的显著特点是大家都想抢年轻人，尤其是大学毕业生，而越来越多的城市不约而同地用户口来吸引这些大学生。之所以一纸户口能这么吸引人，还是因为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个人社会福利就和户籍管理制度挂上了钩，在城市里所依赖的教育、医疗、社保等资源很多都需要户籍才能享受。而这几年，二线城市又因为需要限制房价快速上涨，原先可以随便落户的政策逐渐缩紧。户口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不只是开放学历落户，真正吸引到大量年轻人落户的二线城市还给出了直接补贴政策。更早动起来的武汉，首创了大学生落户租房买房直接给补贴的政策，其中大学生租房打8折，购买政府开发的安居房也打8折。对于落户大学生的补贴开始在二线城市政策中蔓延。从面试安排住宿，发放1000元奖励到直接给予房租、买房补贴和生活费。迫切的二线城市开始用补贴吸引人才。海南省针对买房租房的补贴硕士生每月为2000元，本科生每月则为1500元，连续补贴3年。合肥本科生每年住房租赁补贴达到1.5万元。哈尔滨给落户本科生每月500元的补贴，太原则给到每月1500元。银川给自主创业的本科生每年2.6万的生活补助。另一方面，部分城市还放宽了限购政策。海口、南京等城市鼓励新落户的大学生购买政府共有产权房。海口市政府表示入住人才公寓的新落户者，全职工作满5年赠予80%产权，满8年赠予100%产权。南京则鼓励落户大学生购买共有产权房，价格优惠。在购买5年后，政府持有的50%也会赠送给住房者。除了满足居住需求，一些城市还保证优先安排落户的紧缺人才医疗以及子女上学等教育问题。除了给个人补贴，各市还在用补贴拉企业搬过去。拉高新企业入驻在过去一直是二线城市人才政策的重要部分，这次也被用在对年轻人的争夺上。这一波新政大多是从政府财政中给予企业奖励，以及补贴大学生毕业创业者。包括给创业公司低息贷款，一定程度上减免税收。同时中介企业帮助招聘到高技能人才也有奖励等。企业落户既可以解决大量新落户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同时，企业自身也拥有大量工程师，这些人也是消费、娱乐和购房的刚需群体。2017年8月，锤子科技完成了一笔10亿元的融资，背后的投资方正是成都市政府。三个月后，锤子科技在北京和深圳的研发、产品等团队200人统一搬进了成都市成华区的办公楼。一直抨击买房的罗永浩在当地购买了45岁人生里第一套房子。他自己拿这件事现身说法，“成都的房价一平方米才2万多元。我老婆看了很崩溃，就把她天津房子卖了在这儿买了房子。我们拿这个现身说法，给北京同事说他们都很惊讶。原来我们担心是说年轻人不愿意过来，但是实际上来了两天就‘投降’了。”实际上，罗永浩在买房的5个月前还在微博上说用不着买房，生活也挺好，“我今年四十五岁了，买得起房子，但到今天也没买，也活得非常好，这是观念问题。”类似的还有小米，2017年7月，小米正式从北京搬到了武汉光谷，武汉在收获大量纳税的同时随之而生的还有背后几百名的员工消费、居住等一系列的需求。在此之前，湖北省财政背后出资的长江产业基金就拿出了60亿元人民币，宣布和小米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对半出资募集120亿成立长江小米产业基金，用于支持小米及小米生态链企业的业务拓展。年轻人成了稀缺资源，接下来十年可能还会少1/3在一个逐渐老龄化的社会，年轻人是稀缺资源。今天保证整个社会的医疗保障、社会保障体系都依赖年轻人：工作的人缴钱，给退休和失业的人花；健康的人缴钱，给生病的人看病。过去10年里，中国20-40岁的人口比例已经在持续下滑。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三十年间萎缩了33%。这带来了一个更不乐观的未来。根据2016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由于出生率持续降低，中国10-19岁的人口比2005年的时候减少了36%，这意味着接下来10年步入工作的年轻人会比10年前少了超过1/3。
意识到了人口问题，中国在2016年全面开放了两孩政策。但去年，出生率再次下跌。2018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生育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同比下降63万人。这其中一孩的生育率明显大幅降低。这个数字比之前卫计委预计的最低预测还要少300万。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出生人口就出现如此幅度的萎缩，可见生育意愿的低迷远超预料。中国从1970年开始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快速增长在当时被视作是城市的极大负担。但更多的经验显示，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并没有陷入资源衰弱，反而表现出更多的需求，带动财力以及快速提升的基础设施。随着计划生育的大力执行，女性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出生人口从1987年之后开始逐渐下滑。生育率从23.33%一路下滑到12.43%。
本来1/3的巨大缺口，指望全面开放的婴儿潮长大来支撑城市的发展，未免是太遥远的计划了。随着育龄高峰期女性数量在未来十年萎缩40%左右，这意味着以后年轻人口的占比可能会更小。携程网创始人、发表过一些人口学研究论文的梁建章曾在文章中表示，中国人口的不断老化和萎缩将严重削弱城市动力和活力。城市基础设施会因需求萎靡和财力匮乏而无法更新，大量学校、医院、机场、港口、车站等将不得不关闭。与此同时，人也是会跟随机会进行流动。年轻人往往被吸引到机会更多、福利更好的地方，尤其是高薪的科技、金融业从业者。年轻人可以缴纳更多的社保金，对于支撑城市社保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的社保分全国和地方资金，有一套比较复杂的分配机制。以养老金为例，简单来说，我们每个月随工资一起缴纳的养老保险，会进入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基金池”，每年，退休的人开始领养老金，就是从这个基金池向外拿钱，与此同时，正在工作的人缴费，就是向这个基金池储蓄。为了填补社保基金，去年国务院已经宣布了从国企转入10万亿元的计划。显然地方政府能通过社保收到多少钱，最终会影响它能拿到多少钱来支付医疗、养老等保险。在人口老龄化，生育人口降低的现状下，能往这个基金池里储蓄的年轻人成为城市必须的人口。而需要什么人，就引进什么人是执政者一直以来的逻辑。抢人这个事情以前也发生过，比如之前的民工落户。2000年，中央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对县级市市区及以下的城镇，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城镇户口。随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政策不断推出，2009年12月中央提出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各个城市也推出了农民工落户政策。河南省2011年发布《关于促进农民进城落户的指导意见》，凡在郑州连续工作满2年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准予在就业地落户。
和抢大学生的道理一样。留住了农民，意味着更多消费出现在小城镇中，而相应的餐饮、购物、购房也进一步增加了城镇的财政收入。影响最直接的还是房地产这一轮人才新政，二线城市除了和一线城市竞争之外，其实也还在和三四线城市竞争着。早先二线城市为了缓解人口增长带来的就业和基础设施压力，一度加大了落户难度。南京在2016年12月引入类似上海的积分落户制度，要求大学生在买房、工作2年之外满足累计积分达到100分的条件，南京飙升的房价也在那时候停了下来，甚至一度下跌。西安在更早就开始了限购政策。从2013年开始，西安市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俗称限购令。其中明确规定：外地户口必须提供1年以上本市纳税证明或社保缴纳证明才能限购1套房，并禁止购买第2套住房。在限制人口流入、政府打击买地放着不开发行为的背景下，二线城市前两年不但房价下滑，交易量也在下滑。这直接导致了中国房地产的房价和交易量增长去年基本来自三四线城市。它们是中国三大地产商去年销售额都能超过5000亿的最主要原因。
易居统计的去年32个二线城市住房销售面积比重从36%降至31%，只有三四线城市的销售占比在持续上升，600个三四线城市从60%上升至67%的历史高位。中国房地产从最早炒一二线城市新房开始，再到新房限购后的二手房交易，经过一轮轮的接力，现在一二线城市新房销售下滑，二手房成交价也下滑，增长落在三四线。房屋的交易量影响着整个地产业的生存。中国房地产企业的生意是依靠银行贷款来保证新盘开发的资金链。一旦交易减少，房企贷款压力就会陡然上升。Wind资讯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136家上市房企的平均负债率达到79.1%，创下2005年以来的最高位。在这136家上市房企中，负债超过百亿元的房企总计为67家，占比达到49%。对二线城市房市的担忧，加上土地开发政策的变化，房地产企业开始变得谨慎，不再高溢价拿地。
2017年下半年，合肥市3宗居住用地因不及底价流拍；12月，西安3宗地块因竞拍人不足而取消。12月12日，长沙3宗地块因无人出价而全部流拍。根据同策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7年前11个月，全国共有86宗住宅用地流拍，相较于2016年同期流拍的61宗地块，数量增加了41%。其中，乌鲁木齐21块住宅用地流拍数量最多，重庆则流拍了11宗次之。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卖地和房地产交易当中的税收始终是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从财政部的数据来看，这几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始终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地产业的压力也转移到了地方政府。
这一轮人才新政让适龄外地大学生，甚至是中专生直接落户，享受不限购政策实际上就是对地产交易的直接刺激。房价也明显随着政策而变化。南京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2015年底，南京提出楼市去库存之后房价每月快速攀升。之后南京市政府出台限购政策，并最终宣布在2017年2月将大学生买房落户修改为更严格的积分落户。南京的房价增长在2017年年初陡然停止。
今年3月8日，南京宣布人才新政，落户大学生不会被积分制度限制，可以先落户再就业。今年4月，南京房市成交量涨幅达17.6%，房价也从持续一年的下跌转为上涨。就在今年五一期间，住建部因为房价飙升密集约谈了12座城市。其中包括太原、成都、哈尔滨、贵阳、长春、佛山、西安等城市。一年前，被住建部密切关注的还并不是二线城市，而是三四线城市。在“房住不炒”限购政策不放松的大环境下，适龄的大学毕业生正逐渐成为二线城市房地产的新保证。拉来的年轻人并不一定要自己能赚到足够的钱买房。在中国“421”的家庭结构下，两代人积蓄支援年轻人买房已经是普遍的情况。人才新政吸引来的年轻人最终转换成上涨的房价和成交量。房企有了维系运转的钱，政府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几百万年轻人跟着匆忙推出的政策奔向了二线城市。至于一般提前5年、10年制定的城市人口规划是否有为涌入的年轻人口考虑？城市的教育、出行资源是否能够承担突增的人口？似乎是太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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